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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xiàn)在是老了。但在我更年輕的時候有過一次經(jīng)歷，讓我印象很深。我去參加劍橋一個著名心理學家的講座。一個非常老的老人，拖著沉重的步子走進門來，舉步維艱。當時我就忍不住想，他為什么要那樣走路呢？為什么他就不能像一個正常人那樣走路呢？我立刻糾正了自己的這種想法。他這樣做是身不由己，我告訴自己。他太老了。

年輕時的我對一個老人的那種即時反應，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更早時候）處于正常年齡段的健康人看到老年人時心中激起的那種反應。他們知道，即便是身體算得上健康的老年人，也沒辦法像其他年齡組（兒童除外）的人那樣正常走路。他們知道這一點，但這只是一種遙遠的、并不切身的感受。他們無法想象那樣一種局面，即他們自己的雙腿或軀干無法正常遵循他們的意志。

我在這里故意使用了“正?！边@個詞。那些在年老時經(jīng)歷身體變化的人經(jīng)常會被人不自覺地視為對社會規(guī)范的偏離。其他可以被歸入正常年齡組的人經(jīng)常不具備那種共情能力，不能對老年人在衰老過程中的經(jīng)歷感同身受——這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對于那些相對年輕的人來說，他們自身的經(jīng)歷無法支撐他們?nèi)ハ胂?，當自己的肌肉逐漸變得僵硬，身體變得肥胖臃腫，結(jié)締組織增生，細胞生長更新也變得緩慢是怎樣一種感覺。在科學領(lǐng)域，這種生理過程是人所共知的，在某種程度上也獲得了深刻的理解。這樣主題的文學也不少。但在這些文學里，很少提到也鮮少去理解衰老的體驗本身。這個話題相對而言較少被討論。那些還沒有上年紀（或者說暫時沒有年老）的人如何對待長者，這個問題當然很重要，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他們給予老年人何種醫(yī)療救助，而是要更深刻地理解衰老過程中的諸多體驗，同樣也要更深刻地理解死亡。但是，正如我之前已經(jīng)論述的，這其中很明顯存在很多共情的障礙。去想象自身如此新鮮、如此愜意自足的軀體會變得遲鈍、疲憊而臃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個人可能無法想象這一點，從根本上也不愿意如此。換句話說，要認同老年人和臨終者，對其他年齡組的人而言有其特殊的難度。無論有意識與否，人們會盡最大的努力不去想自己會老，會死。

這種抵抗和壓抑（我之后會回來論述這其中的原因）在發(fā)達社會中可能比欠發(fā)達社會明顯得多?，F(xiàn)在我也已到耄耋之年，我知道，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青年人和中年人）要理解老年人身處的境況和體驗是何等困難。我的很多朋友、熟人會對我說一些善意的話，比如，“天??！你是如何保養(yǎng)得這么健康的？根本不像你的年紀！”或“你還在游泳？太驚人了！”。人們會感覺自己像是一個走鋼絲的表演者，深知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風險，他同樣也很清楚自己會抵達鋼絲另一端的梯子，在他認為合適的時間悄悄回到地面。但是那些在下方仰視他的人們知道他隨時有可能從空中墜落，他們緊張地、略帶恐懼地看著他。

我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次經(jīng)歷，可以用來說明年輕人對老年人是如何缺乏同理心。當時我去德國的一所大學拜訪一位教授，被他的一位風華正茂的同事邀請赴宴。宴會開始前有一道開胃酒，他邀請我坐到一張非常低矮的充滿現(xiàn)代感的帆布椅上。他的妻子招呼我們聚到餐桌邊。我站起來。他非常驚訝地甚至可能帶點失望地看著我?！昂冒?，你身體還很棒，”他說，“不久之前我們邀請老普萊斯納（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Plessner,1892—1985]，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20世紀哲學人類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的出身背景和人生經(jīng)歷與埃利亞斯有相似之處?！g者注）來用餐。他和你一樣坐在那把矮椅子上，但他沒法站起來，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們不得不扶他站起來。”他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哈！他再也沒法自己站起來！”這個主人笑得渾身發(fā)顫。很明顯，在這個故事里，年輕人與年長者之間恐怕很難產(chǎn)生共情。

那種感覺（“也許有一天我自己也會老去”）有可能是完全缺失的。剩下的只有那種完全無意識地對自身優(yōu)越感的沾沾自喜，還有年輕人相較于年長者所擁有的那種權(quán)力。對無助的老人的嘲諷和揶揄，對丑陋的老年男性和女性的反感厭惡，這其中所包含的那種殘酷，現(xiàn)在也許要比過去輕一些，但從未消失。這和人們年老時或臨終之際，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所發(fā)生的標志性轉(zhuǎn)變密切相關(guān)：當他們年紀漸長，他們在年輕人面前有可能，或者事實上將變得越來越弱小。他們對別人的依賴變得愈加明顯。人們在步入老年時，如何與自己益愈加深的對他人的依賴，以及自身力量的消亡共處，其結(jié)果因人而異。整體上這取決于他們的生活，還有他們自身的人格結(jié)構(gòu)。如果我們記得老年人的一些行為，尤其是一些怪異的舉動，和他們對自身喪失力量以及對依賴的恐懼，尤其是害怕自己失去自控力的恐懼密切相關(guān)，這一點可能會對我們有所幫助。

針對這種情況，有一種適應方式就是復歸嬰幼兒行為模式。我無法確定，這種嬰幼兒行為模式在老年人身上的重現(xiàn)，僅僅是機體退化的癥狀，還是他們在面對一種與日俱增的脆弱性時無意識地逃離，從而復制童年早期行為模式的結(jié)果。不管怎么說，這同樣代表了一種對完全依賴性情境的適應，這種依賴性有其內(nèi)在的痛苦，但同樣也有帶來滿足感的部分。事實是，在很多老年人的家里，很多人需要像小孩子那樣被人喂食，需要有人為他們拿好便壺，需要有人幫他們洗澡清理。他們同樣也會像小孩子一樣對權(quán)力進行抗辯和斗爭。一個對他們稍微有點苛責的夜班護士可能整晚都會被每小時響一次的鬧鈴吵醒。這只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它們說明我們很難理解老年人的經(jīng)歷，除非我們意識到，衰老總是會讓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讓他與其他人的整個關(guān)系，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當一個人到六七十歲，或者八九十歲時，他們的權(quán)力和地位（或快或慢，或早或晚）都會發(fā)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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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老者和臨終者（尤其是臨終者）與他人之間關(guān)系的情感方面，同樣如此。受主題和時間限制，我將論述的重點放在這種變化的一個方面，即在我們的社會中，對年老者與臨終者屢見不鮮的隔絕。正如我在本書開頭所說的，我關(guān)心的并非診斷年老者和臨終者的生理癥狀——這些總是并非完全恰當?shù)乇幻枋鰹榭陀^癥狀，而是診斷年老者和臨終者自身的“主觀”體驗。我想為傳統(tǒng)的醫(yī)學診斷增添一種社會學的診斷，這種診斷聚焦于年老者和臨終者被隔離后產(chǎn)生的危險。

在這個方面，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當下的工業(yè)社會和前工業(yè)社會（也即中世紀或早期工業(yè)社會）中，年老者和臨終者的地位有著顯著的差別。在前工業(yè)社會，絕大多數(shù)的人口都居住在鄉(xiāng)村，他們的生活仰賴于對土地的耕作，還有放牧，也就是說，農(nóng)民和農(nóng)場勞工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照看年老者和臨終者是每個家庭的義務。當然，這種照顧可能是體貼溫柔的，也可能是殘暴冷酷的，但是這些社會中的年老者和臨終者與發(fā)達社會中同樣的群體之間存在著結(jié)構(gòu)性的差異。我可以列舉兩個差異。那些身體逐漸衰退的老年人一般會住在大家庭的生活空間范圍之內(nèi)，當然有時候和年輕的家庭成員之間也會有不小的紛爭，但普遍來說他們基本都會死在家庭區(qū)域里。相應的，同城市化的工業(yè)社會相比，前工業(yè)社會中任何與衰老和死亡相關(guān)的事務都會更加公開，當然這兩種不同的方式都誕生于特定的社會傳統(tǒng)。凡事都在大家庭內(nèi)部（有的情況是在社區(qū)內(nèi)部）變得更公開化，這一事實并不必然意味著年老者和臨終者得到的都是體貼善意的照顧。毫無疑問，對年輕一代而言，在他們逐漸獲得權(quán)力的過程中，非常惡劣甚至殘酷地對待老年人，并非稀奇現(xiàn)象。但國家也不會費心插手這些事務。

今天，在發(fā)達社會中，國家像保護其他任何公民一樣，保護年老者和臨終者免于明顯的身體暴力傷害。但與此同時，人們一旦開始變老變?nèi)?，就會和社會，和他們的家庭、熟人圈子越來越隔離。越來越多的機構(gòu)開始出現(xiàn)，那些之前彼此并不相識的老年人居住在了一起。即使我們的社會是如此高度個體化，大多數(shù)人仍然在退休之前不僅和自己的家人，而且和或大或小的朋友熟人圈子建立了情感的紐帶。衰老自身就會讓最狹窄的家庭圈子之外那些情感紐帶日漸萎縮。除了那些已經(jīng)結(jié)婚多年的老年夫妻，住進一家養(yǎng)老院通常不僅意味著最終切斷了過往所有的情感紐帶，而且意味著個人將和那些并無積極情感關(guān)系的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醫(yī)生或護士所能提供的生理上的照料也許很好，但同時，老年人也被從正常的生活中隔離了出去，只能與陌生人聚集，對個體來說，這就意味著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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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晚近社會中處理死亡事宜的流程和面對死亡的普遍態(tài)度同欠發(fā)達社會相比較，我們就會清晰看到發(fā)達工業(yè)社會里臨終具有的這種特殊性。其中，情感隔離是最主要特征之一。所有人都很熟悉早期的那些畫面，全體家庭成員（女人、男人和孩子們）都聚集在即將告別人世的女性家長或者男性家長的臥榻之前。這可能是一種浪漫的想象。那種境況中的家人事實上可能非常褻慢、粗魯和冷漠。有錢人可能無法如他們的后代所期待的那樣迅速死掉。窮人可能躺在自己的穢物里慢慢餓死。可以說，在20世紀之前，甚至在19世紀之前，大多數(shù)人死去時，身邊都有他人在場，只是因為人們還不像今天這樣習慣獨自生活。而且，并沒有足夠的房間可以允許一個人獨自待著。早期社會里，臨終者和死者并不像晚近社會中這樣普遍地與公共生活嚴格隔離。這種早期社會在經(jīng)濟上也更為貧窮，他們也不像晚近社會這樣擁有健全的衛(wèi)生制度。歐洲大陸頻繁被大瘟疫洗劫，從13世紀開始，直到20世紀，基本上每個世紀都要爆發(fā)幾次大瘟疫，人們只有到20世紀才至少開始學習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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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后來人去想象先前人的生活并非易事，所以后來人其實也無法正確理解自身的處境，或者自己。真相就是，早期社會里關(guān)于死亡及其成因的知識儲備，不僅非常有限，而且遠遠沒有今天來得可靠。當人們?nèi)狈ΜF(xiàn)實可靠的認知，他們自己也會暴露在更大的不安全感當中；他們更容易激動，也更容易恐慌；他們通過幻想的知識來彌補自己對現(xiàn)實認識的鴻溝；同樣，他們也試圖通過各種幻想的手段來緩和自己對無法解釋的危險的恐懼。所以先前的人試圖用護身符、祭獻、控訴水井投毒者和女巫，甚至是自身的原罪，作為平定自身狂躁情緒的手段，以對抗周期性的瘟疫。

當然，那些患上不治之癥或者因其他緣故走向死亡的人，會聽到自己內(nèi)心的一種聲音，說這都是他們親屬的錯，或是對他們自身罪過的懲罰。這種情況當下仍然存在。但今天，這些個人幻想不大可能被誤認為真實的公共知識，人們通常會認識到它們是個人幻想。對疾病、衰老和死亡成因的認知越來越可靠，越來越全面。符合現(xiàn)實的知識增長在改變?nèi)祟惛惺芘c行為方面發(fā)揮了作用，對致命大瘟疫的控制僅僅是其中諸多例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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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幻想得出解釋是頗令人激動的。將它的這種退出（或者用馬克斯·韋伯相當情緒性的表述，這種“世界的祛魅”）看作一種理性化過程，也許多少會引起些誤導。不管這個術(shù)語如何被使用，它都在暗示最后是人類的“理性”發(fā)生了變化；它似乎也在暗示，現(xiàn)在的人比過去的人日益趨于理性化，通俗點說，變得更加明智了。這種自我評價顯然和事實相去甚遠。我們只有意識到這其中蘊含的一種變化，即事實導向的社會知識（能給人帶來安全感的知識）有所增長，我們才能開始理解諸如“理性化”這類概念所指代的變化?，F(xiàn)實型知識不斷擴張，幻想型知識相應不斷萎縮，與此同步的是有效控制多種狀況能力的增強。這些狀況可以是于人有益的，也有可以是對人構(gòu)成威脅和風險的。衰老和死亡就屬于后者。如果我們嘗試理解，在這些領(lǐng)域，更加現(xiàn)實導向的知識對人類的控制力有多么關(guān)鍵的影響，我們就會遇到奇怪的一幕。

在過去兩百年里，社會上積累的關(guān)于衰老和死亡的生物學知識獲得了驚人的增長。這兩個領(lǐng)域的知識本身變得根基日益穩(wěn)固、更加符合現(xiàn)實。隨著這種知識的增長，我們的控制力也越來越強大。但是在生物學層面上，當我們試圖將人類對衰老和死亡的控制往更深處推進時，我們似乎就遭遇了一個完全無法逾越的障礙。這不時提醒我們，和自然宇宙的偉力比起來，人類所擁有的力量仍有一定限度。

生物學知識的進步使大幅度提高個體壽命預期變得可能。但是無論我們怎么努力，不管是借助醫(yī)療和藥物的進步，還是我們越來越有能力延長個體壽命、降低衰老和死亡本身帶來的痛苦，個體的死亡仍和其他諸多事件一樣，揭示了人類日益強大地控制自然時仍面臨的局限。毫無疑問，在很多領(lǐng)域，這類控制之廣泛令人難以置信，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駕馭自然事件時可以不受任何束縛。

就目前已知的來看，這樣的結(jié)論并不適用于人類生活的社會層面。在這個領(lǐng)域，人類欲實現(xiàn)的目標目前看不到任何絕對的限制，而且遇到這種限制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在擴張自己的知識和控制力時，人們必定會遇到很多艱難險阻，足以摧毀他們的努力，讓他們倒退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即使這些艱難險阻絕非不可跨越。人類行動的絕對障礙存在于宇宙的前人類階段——我們稱之為“自然”。但在使用“社會”和“個體”這種概念指稱的人類–社會階段，這些障礙僅存在于這樣的情況，即上述階段將不可教化的自然也包含在內(nèi)，或者其本身內(nèi)嵌于這種自然之內(nèi)。

這些障礙目前正對“人類至上”和人們控制自身事務造成嚴重妨害，但絕不是不可逾越的。在此我要順便提到其中的兩個。第一是那種被普遍視為不證自明的價值的等級?！白匀弧?，也即人類存在之前的非人為事件范疇，其中包含的價值遠遠高于人類自身構(gòu)建和創(chuàng)造的“文化”或“社會”。“自然”的永恒秩序令人敬畏，且和人類社會的混亂、不穩(wěn)定形成對照。很多人成年以后仍在在尋找一個接近父親或母親的形象，尋找可以牽起他們的手為他們指引方向的人?！白匀弧北闶沁@些形象中的一個。人們假定自然的一切作為，以及任何“自然”的東西，對人類都是良善的、有益的。牛頓描述的那個和諧而規(guī)律的“自然”，可以在康德對我們頭頂?shù)男强蘸臀覀冃闹械牡赖侣傻某绨葜械玫奖磉_。但是牛頓描摹的“自然”的美麗畫面已經(jīng)是過去式了。我們很輕易就忘記了，“自然”的概念如今等同于宇宙學家們認為屬于宇宙演化的東西——無目的的膨脹擴張，不計其數(shù)的太陽和星系的誕生和滅亡，還有吞噬光的“黑洞”。不管我們是用“秩序”還是“偶然”抑或“混沌”來描述它，背后其實都是一回事。

同樣，說自然事件對人類是有利或有害，并沒有多少意義?！白匀弧笔菦]有意向的，它并沒有什么目標，完全是無目的的。浩渺宇宙，唯一能夠樹立目標、創(chuàng)造并賦予意義的，只有人類自身。但對很多人而言，決定何種目標是人類應當追求的，何種計劃和行為對人類來說具有或沒有意義，這樣的重擔落到自己肩上，他們?nèi)匀皇菬o法想象。他們永遠在尋找一個人，一個制定規(guī)則決定他們應當如何生活，決定什么樣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有意義的人，來替他們承擔起這樣的重負。他們所期待的，是一個外部的、預定的意義；可能的情況是，他們自己，最終是人類全體，創(chuàng)造了一種能指引他們生活的意義。

人類的成長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學習期很長，嚴重的錯誤無法避免。在學習的過程中，自我毀滅和外部生存條件消亡的風險都是巨大的。但這種危險只會因為那些自視為嬰兒的人類的存在而愈加嚴重，對于那些人而言，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別人為他們承擔全部。認為自然（如果其擁有自主狀態(tài)的話）會對人類及其公共生活做正確的決定，這種觀念本身就是一個例子。它證明了，那些只有人類能做出的決定及其責任，是如何被推到一個想象的母親的形象（“自然”）那里去的。但將這些托付給自然是吉兇未卜的。人類對自然的探索無疑布滿危險，但人類可以從自身的錯誤中學習，非人類的自然進程則不具備思考的能力。同樣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社會自身就是自然演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和此前所有的階段都截然不同，因為人類可以根據(jù)集體或個人的經(jīng)驗，也即學習過程來改變自身的行為和感受。人類這種適應性比其他生物都要來得廣泛，而且獨一無二。這種改變的能力對于人類而言應該是極為珍貴的。但人類對不朽的渴望同樣也會將他們引入歧途，將他們引向那些不朽的象征，比如在他們想象里恒定不變、至高無上的“自然”，而不是讓他們面對真實的自身，面對自己所處的集體生活，面對人類對“自然”、對“社會”、對其自身進行的控制的程度和模式的變化。也許，也許讀到這里時，他們?nèi)匀粫@種探索所帶來的必然的價值重估感到抵觸。這是我所指的障礙之一。

第二個我想例舉的障礙和人們在現(xiàn)階段無法具備的認識相關(guān)。人們無法意識到，在他們自己與他人共同建構(gòu)的現(xiàn)實范疇中，長期且非計劃性但有其特定結(jié)構(gòu)和方向的變化正在發(fā)生，而這些進程和無法控制的自然進程一樣，正將他們不由自主地推向某個方向。由于他們無法認識類似這種非計劃性的社會進程，因而無法對此做出解釋，也沒有合適的手段介入或者控制它們。能反映現(xiàn)今的人們無法認識這種非計劃性進程的例子就是，他們一再被卷入戰(zhàn)爭。（在此我只能順帶一提，不同國家之間自由競爭的動態(tài)變遷，以及我在拙著《文明的進程》第二卷中討論過的“壟斷機制”是通向戰(zhàn)爭的決定性因素。）很多國家已經(jīng)高度文明化了，殺戮他人并不能給其內(nèi)部成員帶來特別的愉悅，而且其內(nèi)部成員在戰(zhàn)爭中死去也不再是一件多么榮耀高尚的事。同理，今天的人們無助地面對戰(zhàn)爭的風險，和更早之前的人們無助地面對河道潰堤導致的無力紓解的洪災，或是吞噬全國千萬人口的大瘟疫一樣，這中間沒有太大的不同。

我已經(jīng)提到了通過諸如“自然”和“文化”這樣的對立將外在于人類的自然和人類–社會進程的關(guān)系概念化，毫無疑問，人們?yōu)榍罢哔x予了更高的價值。要讓20世紀晚期的人們相信，原初的“自然”并不很契合人類的需求，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清除了原始森林，將狼、野貓、毒蛇和蝎子（簡而言之，所有會威脅到人類的事物）通通消滅，只有當“自然”被馴化，從根本上被人類改造，對那些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而言，這樣的“自然”才是仁慈且美好的。事實上，自然有自己的進程，它盲目地不加區(qū)分地將好的和壞的，將健康的喜悅和疾病的痛苦賦予人類。唯一能在必要時，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無情的自然進程并互相扶持的生物，只有人類自身。

醫(yī)生能完成這樣的救治，或者他們至少嘗試如此。但也許，即便是醫(yī)生，也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被“自然進程才是病人康復的關(guān)鍵”這樣的觀念所影響。有時候，事實的確如此，有時則不然。僵硬的教條在這里于事無補，關(guān)鍵是要對自然的仁慈和惡意具有一種非教條的理解。在當下，醫(yī)學知識經(jīng)常僅僅被等同于生物學知識。但我們可以想象，未來有一天，關(guān)于人類的知識，關(guān)于人們之間關(guān)系的知識，關(guān)于他們之間的紐帶并因之彼此加諸壓力與限制的知識，同樣也會是醫(yī)學知識的一部分。

我在這里討論的問題屬于這種知識的分支。有一種可能是，人們生活的社會面向，也即他們與他人之體間的關(guān)系，之所以對走向衰老和死亡的人來說特別重要，恰恰是因為盲目而不可控的自然進程很明顯在他們身上占了上風。但對醫(yī)生、對年長者和臨終者的親友而言，一旦意識到已經(jīng)抵達了對自然控制的極限，他們往往會有一種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往往同年長者和臨終者的社會需求是對立的。人們往往會告訴自己，他們能做的已經(jīng)不多，他們會聳聳肩，不無遺憾地走自己的路。醫(yī)生尤其如此，他們的職業(yè)就是要掌控自然盲目的毀滅力，卻常常驚恐地、眼睜睜地看著這種盲目的力量是如何在病人和臨終者身上打破有機體日常的自我平衡，勢如破竹地摧毀有機體自身的。

當然，讓人們鎮(zhèn)定自若地見證這種衰朽過程并非易事。但也許處在這種境況中的人，對他人也會有一種特殊的需要。他們需要獲得一些信號，能顯示他們和他人的紐帶沒有切斷，或者能說明雖然他們即將離開人世，但世間的人依然很重視他們。這些信號對他們尤其重要，因為他們此刻變得非常虛弱，更像是過去的自己的一個影子。但對某些臨終者而言，孑然一身面對死亡也許更好。也許他們依然能夠做夢，希望自己不被打擾。人們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他們需要的。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死亡變得更加隨意、非正式，而個體的需求（如果它們?yōu)槿怂脑挘┢鋵嵲絹碓截S富。

（本文選摘自《死之孤獨》，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刊發(fā)）